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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9年初次参观焦裕禄陵园时,习同志就提起,在196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我们也流泪了。”

  而这篇将焦裕禄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通讯,它的产生又何尝不是笔者与逝者心灵的相拥相融,构成了这篇重要稿件独具魅力的情感力量。

  开封———杞县———睢县———宁陵———民权,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一路走过。按照新华社记者周原的安排,他们在这些地方只是短暂停留。

  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有些紧张,他们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禄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还有焦裕禄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

  大家的心被撞击着!撕扯着!震撼着!一屋子人包括几位记者早已哭成泪人。穆青悲恸得不能够自拔,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窗外夜幕降临,穆青心里翻江倒海。周原推门进屋,穆青劈头吼道:“写!现在就写!立即就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很少见到。他这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他接着说,“今晚继续召开座谈会,把县委了解焦裕禄的人召集起来继续谈。”当晚,参加座谈的人除了刘俊生、李忠修,还有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经常跟焦裕禄下乡的张士,以及陪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等。哭声、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穆青一行先是去了黄河拐弯处的险地东坝头,之后又去了韩庄、张庄等村子。兰考成为穆青一行人情感无法承受之地,他们在这里吃不下、睡不着,开口就感动,去哪儿都想流泪。最终,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

  穆青给每个记者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通讯初稿,冯建写一路跑下来的豫东抗灾全景通讯,另外两个人写评论。穆青不停地在几个房间走动,像个“监工”。半夜他走进周原的房间,看到稿纸上有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不禁击掌叫绝:“好!这样的话多来几句!”

  一天一夜没有停笔,12000字的初稿,周原挥泪一气呵成。穆青、冯建带着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首先向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汇报。那天吴冷西很忙,他对穆青说:“没空。”“只要半个小时。”穆青坚持。听完汇报后,吴冷西连声说:“写!发!”同时,吴冷西让他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个报告。结果那场报告,台上的穆青泣不成声,台下的观众哭成一片。

  稿子先由冯建修改,再由穆青修改。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出给吴冷西看。吴冷西通过。

  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校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正赶上县委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县长张钦礼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刚一念就流泪不止,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他哭得更厉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间几次哽咽无语。就这样,一篇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2000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

  稿子终于完成了。1966年2月6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下午4点多,他匆匆走进录音室。他过去播录过各种重要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而眼前的1万多字的通讯却让他几次读不下去,声音由悲壮变得颤抖、哽咽、哭泣,最后索性放声痛哭起来……齐越擦了下眼泪,走出录音室,深深换了口气,勉强抑制住情绪。他重新坐在话筒前,终于以从未有过的激昂、悲壮、真挚的感情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广播出去,传向千山万水,传给亿万听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月7日上午10点向全国全世界播出了长达70分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21点重播,撤销原来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2月8日和9日又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2月7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以头版头条突出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随后,中央各部委,全国各大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乃至各地市、县都纷纷发文件,作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通讯发表后,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读后深受感动,并于当年6月间用黎农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文章颂扬焦裕禄。那时胡志明已是76岁高龄。

  胡志明在文章中向越南人民介绍了焦裕禄崇高的革命品德与艰苦奋斗精神,他在文章中说,焦裕禄逝世时才42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而倾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胡志明给他这篇文章冠上《中国经验》的标题,他把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升华为中国经验,这不仅是对焦裕禄,而且也是对中国的赞誉。

  焦守云是焦裕禄的次女,1953年出生,父亲去世那年,她11岁。“我们站在父亲的‘光环’下,就更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焦裕禄的孩子’这个身份在生活中就像一把尺子,度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家没有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三道四。”焦守云说道。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不正则政风难平,焦裕禄精神与焦氏家风一脉相承。焦裕禄从小就教育孩子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但在子女心里,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能搞特殊!”简简单单几个字,并不惹眼,但这条家训,焦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记得。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闲着没事干,有人介绍她去当小学教员,有人介绍她去邮政局当话务员,也有人介绍她去当营业员。但是焦裕禄都没有同意。他说:“年轻人应干点脏活、累活,要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最后,焦守凤到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上班那天,焦裕禄带着女儿对加工厂厂长张树森交代:“我的女儿在这里做临时工,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县委书记,另眼相待,应该对她严格要求。请把她安排在酱菜组,这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

  11岁的儿子焦国庆挤在礼堂门口想看戏,把门的老肖知道了国庆是焦书记的儿子,没要票就让他进去了。国庆看完戏回到家,焦裕禄问清了他看“白戏”的情况,十分生气地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说着从兜里掏出两角钱,让国庆第二天一早把戏票钱送去了。

  一天早晨,焦裕禄带着二儿子跃进到中山南街路西理发店理发。一会儿,6岁的焦跃进着急了,哭闹着要走。理发师张国贞说:“先给焦书记理吧,他的工作忙。”焦裕禄看看旁边几个比他来得早的顾客说:“我还是等一会儿,让来得早的同志先理吧。”

  焦裕禄理完发,又带着跃进到城关粮管所买面。一位负责人连忙热情地迎上去说:“焦书记,买粮的人很多,排队得等一会儿,我给你代买吧。”焦裕禄回答道:“你们不要光照顾我,要想办法让来买粮的群众都不排队。还有,你们在这个地方搭个棚子,下雨淋不着群众,天热晒不着群众,那不是更好吗?”买粮的群众都说焦书记工作忙,几次让出位置让他先买,他还是坚持站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买了面。几天后,粮管所在开票窗口前搭起了棚子。

  “父亲生前一直教育我们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到戏院看到群众陆续入场,而前三排的位置一直空着,后来知道,这前三排都是给县委领导留的,而中间最好的那个位置又叫‘前三排排长’,正是给书记留的,父亲听后很痛心,回来专门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干部十不准》是:(1)不准用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2)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5)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浪费。(7)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衣、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8)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小山村,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逃过荒、要过饭、下过矿井。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汉奸和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焦裕禄家中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1943年秋天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打了两年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

  1947年焦裕禄离开家乡,随军南下。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个反映河南农民在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都赶来观看,焦裕禄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

  1949年春,焦裕禄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作。尉氏县大营区是个有名的土匪窝,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和极端凶险之地,曾先后有几任领导干部被杀害,令许多上任领导望而却步。为了彻底消灭当地的土匪和残余等反动势力,焦裕禄对土匪黄老三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将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擒获并判处了死刑。

  “杀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睡上了安稳觉,吃上了心静饭。”这是那时当地流传过的一首民谣。

  1953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这时,党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1949年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向老师傅学习。

  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1958年春,设备安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厂党委却已经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了突破难关,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累的时候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顺利下线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为兰考除“三害”工作鞠躬尽瘁,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兰考。凯发国际准认来就送38